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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教授曾敏锐地指出：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宪法文本中‘国家地位的实证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功能。

这就是分权制衡体系对于审议性民主的实践意义。讨论必须在持不同见解的人之间展开。

因此，这种治疗将比疾病本身更为糟糕。麦迪逊作了如下分析：1、意见形成于个人，为个人所持有。将deliberation一词译为商谈还有一层考虑，就是这一语词的中国语境。汉密尔顿在休谟的著作中找到了这种哲学的核心原则：一位著名作家说，政治作家们已经制定了下面这条公理，即在构思政府制度时，在确定检验和控制宪法的方法时，每一个人都应该被看做恶棍。严格按程序办事，尊重和忠诚辩论规则和礼节，冷静地协商、讨论和决策，建国者提供给美国的礼物不仅是独立宣言、宪法、人权法案及其导言，还有他们的品格，他们模范性的公仆生活、自我约束、诚实和容忍。

它是一种真正建立在人民的明智意愿之上的合理状态。既然民主是讨论的统治，其核心是商谈、辩论和对话。行政复议与其说被定性为救济行为，还不如说被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

作其他处理的2334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3.75%。三但是，笔者认为，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效力的最有力的内容，还应当是对行政复议决定的规定。其中，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14877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55%。见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重排本，第277页。

总之，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是认为，复议决定一经作出，就无条件地生效了：决定维持的情况下，复议申请人只能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有效的。立足于前文的分析，应当将复议界定为效力待定的救济行为。

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296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0.5%;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622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7]美国法官弗兰克法特云，司法不仅实际上必须公正，并且在外观上也应该保持公正的形象。人们在对司法救济寄予厚望的同时，也对之心存疑虑。{2}(P. 208)另外，即使在西方国家，诉讼也被看做一件坏事，因为其意味着对相关方（首先是争论的双方当事人）将造成一种不可低估的经济和心理压力。

该条第二款，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应当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狭义的行政救济就是行政机关，或拥有行政职权的组织，为公民和其他组织遭受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侵害时，或其法定权益免于受到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侵害所提供的救济，如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其他方式处理的案件1031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9%。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17]行政诉讼法解释根据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经验，又增加规定了确认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判决。

进入专题： 行政复议法 。如果维持决定也让他成为被告的话，那么，复议机关就不可能再受理行政复议案件了。

行政复议（行政救济）相对于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或司法救济）自有其短处，这正是后者存在的必要。{6}(P. 241)前文已经说过，即使在西方国家，被诉也是一件坏事。

{4}[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而法律规定作出改变决定的情况下复议机关就是行政诉讼的被告，这使得复议机关不作出改变决定成为了一种必然性。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但我国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复议决定中，只有维持决定等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当法律规定和根深蒂固的态度及信念之间展开鸿沟时，法律就不能改变人民的行为。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612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0.98%。

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的优势，即是可以更及时、更快速地发现错误，和更有力地纠正错误。[15]而行政复议决定一经作出，既无停止执行的可能，亦无推迟生效的例外。

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复议决定作出以后，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是被申请人，而是申请人。未审结的6094件，占受理总数的8.9%。

[16]卡尔·拉伦茨把法律漏洞分为规范漏洞和规整漏洞，前者是指个别法条的不圆满性，后者是指依根本的规整意向，应予规整的问题欠缺适当的规则。关于裁判者漏洞的填补权力的论述，参见范文舟：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系的法理解析，《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12]附则也有一条即第39条是为复议机关所设。行政诉讼法[11]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汉密尔顿说：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七条规定，改变决定包括了行政复议法的混沌结构，即第二十八条（三）所创设的撤销决定、变更决定，以及确认违法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等决定类型。

这些专门针对复议机关而设的条文之内容只有少数是授权性的（即规定复议机关可以行使的权力），大多数是义务性的（当然，法学界认为权力自身也包含义务之观点亦几乎成为公论）。换言之，由于行政复议法自身的漏洞，即法律漏洞的存在，[16]复议机关的选择权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混沌结构中的三种决定，而是包括法律规定的所有其有权作出的复议决定类型。

（二）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另一方面，似乎又将行政复议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且赋予了其超过一般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超强大效力，其效力的主要对象是复议机关。

2001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受理行政复议申请75886件，审结68309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90%。通篇而论，有二十六条是专门为复议机关或复议机构而设，也占全篇四十三个条文之60％以上。

也就是说，在改变决定即混沌结构与其他种类的决定之间，复议机关可以选择。2003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审结行政复议案件62189件，占受理案件总数68354件的90.98%。复议和诉讼是可供选择的两种救济方式，选择权的享有者仅仅是行政相对人，即复议申请人。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9958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6.01%。

胡健森：《行政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第69页。未审结的6165件，占受理总数的9.02%。

申请人撤回申请的11700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7.1%。法律实效是人们实际上就像根据法律规范规定的应当那样行为而行为，规范实际上被适用和服从，所谓实效是人们实际行为的一种特性，……法律的实效性是指人们的实际行为符合法律规范{4}(P.42)。

[6]其次是因为它的公开性。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9287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4.83%。